恒鼎卖资产 煤炭业前景迷茫

[51] 用暴力强迫而不是用言谈说服他人，在希腊人的自我理解中，是一种前政治的现象。

但梭伦离位后，雅典落入寡头控制。这种逻辑为所谓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含糊说法划下了不可逾越的界限：精神自由的扩展，能够增加包括科学发现在内的各种思想成果涌现的机会，但并不保证涌现出来的发现必然增进人类的经济或社会利益。

我对柏林自由论的反思，不同于一些批评者，如麦卡勒姆[45]对柏林自由论的批评。[19] 借用汪丁丁的用语。任何人如果对哲学真有爱好，都会听从我的劝告。这充分表明了，苏格拉底认为自主地去做正确的事，包括自由地从事爱智之学以及不作不正义的事，是比保住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事。就它以承认平等的他人为前提而言，也可以称之为政治的德性或公民美德。

我国法学界，则流传着一种与斯东观点相近而并不完全相同的解读：苏格拉底之死并不是雅典民主的污点，而是雅典法制的耻辱或悲剧。经过质疑和反思之后，青年人很可能发现自己原本未加检省即接受的信念和规范是没有根据、因而不可信靠的。这种兼具个体实践、人际交流以及严格自律的苏格拉底式自由，很难在贡斯当所谓现代人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或柏林所谓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框架中得到理解。

[39] 很可能反而有害于经济和社会的自由。这种危险始终存在，不会因苏格拉底不存在就会消失，只会因苏格拉底的存在而显露出来。而既然大家都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那就意味着谁也不能对他人发号施令。苏格拉底被审，就在此后不久。

在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不平等的意义上，理想中的民主，更确切的界定，并非人民统治，而是公民自治。有生有死因而有限的活人的自由（哪怕是精神自由），总是在不可避免地在碰到现实的同时碰到限度。

[10] 梭伦改革（前594年）建立所有公民均可参加的公民大会（最高权力机关）。但在随后举行的、对苏格拉底处以何种刑罚的第二轮投票中，结果居然是361票对140票判苏格拉底死刑。[16]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14页（序言）。这样看起来，当研究者指出，斯东以现代的自由宪政民主理念来指控处死苏格拉底的古代雅典人，是患了某种时空错乱症时，[8]他可能是正确的。

（下引此书，只标篇名和页码） [2] 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记载：现在，如果我继续活下去，我知道龙钟老态是不可避免的：目力变坏，听觉减弱，学习也越来越困难，而且学过的东西记不住了。[5] 然而，历史上，苏格拉底自己，既没有（如斯东所期望地）抱怨自己言论自由这一基本宪法权利受到了剥夺或限制，也没有（如我国法学界流行看法所假定地）指责雅典的法制不完善。但是，当研究者声称苏格拉底并非死于雅典民主而是死于雅典不完善的法制时，却很可能染上了与斯东相同的病。也不止是因为，从政治后果来看，正如柏林所反复阐明的，允许以理性之名行使强制，开启了始于自由而终于专制的大门。

[29]同时就能更好地理解苏格拉底所谓的爱智之学，虽然是个体的诉求，却是人际的事，并不能真的与他人无涉。但是，考虑到苏格拉底上述不屈不挠的作风，对第二轮投票更说得通的推断也许是：有些原本认为苏格拉底无罪的审判官看到苏格拉底讨论刑罚时的表现，转而认为他有罪了——他的罪，就在他的骄傲，他的独立不屈，他对能决定其生死的多数意见的轻蔑和嘲笑。

[20][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直到克里斯提尼（约前508年）改革后，雅典式的民主才终于得到真正实施。

一个较为可靠的分辨方法，就是将其被转述的言论与其较少疑问的生平作为相对照。用他的话来说，所谓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他针对败坏青年这一指控所作答辩，也可用来反驳其应当为前学生和朋友的行为负责的主张。[55] [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四章第五节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26] [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7-68页。而法国的民主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以物质需求为内容的贫困问题（阿伦特称之为解放问题）压倒、遮蔽了以自由立国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活里的自由，从来都是整体的事，[35]它与正义和作为正义载体的法律存在着无法割裂也不应割裂的紧密关联。[2]西方近代政治学的主流解释，认为苏格拉底死于民主制下多数的暴政，[3]苏格拉底之死由此成为当代种种不信任民主政治之观念的思想源头。

[46] [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特别是第三章。但是，另一方面，苏格拉底所践行的自由，也不同于一般理解中的现代人的自由或消极自由。

一致同意是最符合民主政治理想的行政决策技术，绝对多数次之，相对多数距离民主理想更远。[17] 在民主制下，苏格拉底的境况堪忧。

——相形之下，两千多年前雅典城邦里的自由人，在民主地处死苏格拉底之后，绝无可能如此为自己辩解。这种种问题及意义之中，最显而易见因而也最无可回避的就是：苏格拉底之死，真的表明自由和民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吗？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如何处理（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呢？   一、苏格拉底审判 公元前399年，三位雅典公民起诉了苏格拉底。[48] 《高尔吉亚（Gorgias）》482c. 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还谈到了自己被拉上法庭和处死的可能。民主制下，可选的决策技术，包括一致同意、绝对多数和相对多数。

而且也因为，在享有迁徙自由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实际上选择了生活在民主的雅典而不是实施其他政体的希腊城邦，甚至在被雅典人不公正地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他也拒绝离开。比较而言，苏格拉底式自由更接近另一位个人自由的杰出辩护者密尔的主张。

但那其实不是真的民主与自由的冲突，而只是独裁者冒用人民的名义或专制披上自由的外衣而已。我们说，苏格拉底自由地选择了留在雅典，恰是因为他原本有机会离开。

但是，并不是任何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都是不正义的。这个领域里自由的实践，导向性目标是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也即安放人的肉身、解决人生存下去并生存得尽可能舒适的问题。

而只是在说，苏格拉底之死，作为发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仍能激发现代人持久不衰的讨论，只是因为经由这一事件而昭显出来的种种问题及其意义，对于现代人而言仍然极其重要。当我们讨论历史事件时，归根结底只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以现代人的头脑去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人的先见。但是，这种精神助产术本身并不能创造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它只是为个人行使自由意志和运用判断能力提供了一项必要的前提。[5] 强世功：《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总第七十四期。

由此，物质世界中自由的拓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虽然他明知：或者你们之中有人会恼羞成怒，回忆自己以往为了一场小官司，涕泪满脸地哀求审判官，还带了儿女和许多亲友来乞情。

——而判断何为不正义之事，要先停下来，想一想。[47] 斯东指出：苏格拉底对雅典城邦的反抗不是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而是作为一个私人行动（《苏格拉底的审判》第133页）。

无论把消极自由界定为免于……干预还是对我在何种范围内被统治这个问题的回答，柏林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赋予其消极自由概念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而一个拒绝运用意志和判断的人，同样可能犯错，却因为丧失了自主和自发性而不能承担责任。